EGGY的蛋壳

宜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。薄薄的红纸，被竹篦支架构造成一个长方体，底部的开口的支架上是蜡烛台，点燃后，热气充盈灯笼内，它开始上升。我一直想知道，在蜡烛燃尽前，它到底能飞多高。

2月6日的夜晚，宜昌的江边公园到处是不断飞起的孔明灯，和以各种形态绚烂的烟花。这是除夕夜，我们在江边闲逛。正是枯水期，三分之二的河道变成了浅滩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似乎静止不动、黑逡逡的长江水。一艘游船停在那里休憩，偶尔的灯亮来自于一个夜晚捕鱼的老汉，它戴着矿工一样的帽子，头顶上的射灯不知是否会将某条孤独而好奇的鱼引入死境。

我兴致勃勃的看着烟花、灯火、兴奋的人群。两个小时前，我抵达这座城市。对于它，我唯一的信息是三峡大坝修建于此。在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中，我还读到了这样的句子，“宜昌市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、工业的、拥有大商行的地方”。它来自于1912年的海关贸易报告，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刻，顺长江而下的另一座湖北城市武汉是这场风暴的中心。宜昌当然不能与武汉相比，甚至没有沙市的活力，后者因工业正在兴起。它的优势来自地理，长江三峡以上的地区民船运来的货物，在此交给轮船。著名的三峡也由此开始，由此而上，宽阔的长江在山峰间收缩成窄窄的河道，急速奔腾，一个接一个的浅滩、暗礁或明礁等着船只的搁浅与颠覆……而在不到200公里的长度内，江水与沿岸陡峭的山峰，交相辉映，让几千年来的中国诗人对此沉醉不已。

我和两位朋友离开了江边，在酒吧、咖啡厅、舞池、K歌房云集的解放电影院周围闲逛。除夕之夜，却满街都是年轻人。大概和我们一样，对这传统节日心生烦闷。和一大家子人吃吃喝喝、打麻将、相互拜年，这样的日子往往要持续好几天，单调而乏味。新一代城市青年，不再饱受生活的磨难，没必要从家庭里寻找力量与安慰，并给予对应的回馈。他们在一种四处充满机会与诱惑的环境中成长，他们往往是个家庭里的少数几个孩子之一，有时是唯一的，各种爱向他们涌来。即使当成年之后，他们仍坦然、任性的将自身的困境分解给别人，希望家庭为他们找工作、买房子。他们认定自由是想当然的，而义务则是陌生的词汇。

这座城市最时尚的酒吧叫糖果。夜晚10点时，我们穿过保安的冷漠眼神和安检们，进入了喧闹、迷离的气氛。一个袒露着柔软腰部的姑娘正在吧台中间的小空间里领舞，我喜欢她细长的眼睛和故作的冷漠，那画得过浓的眼眉，在昏暗、漂移不定的灯光下，竟也恰到好处。“其实，你就是喜欢夜店的女孩”，朋友嘲笑我说。是啊，“知性”与“气质”，怎敌那赤裸裸的放浪与妖冶。

我一直盯着那跳舞的姑娘的腰，看看是她先疲倦，还是我的眼睛先厌倦。她头顶上悬挂着电视机，播放的竟是雪灾的新闻，国家主席正在与矿工们交谈，安抚与鼓舞起他们疲倦的身心，以便为中国各地生产出足够的电煤。电子音乐的声音太大了、节奏感太强了，我听不见画面里的声音，只看到他们在张嘴。

我突然想起了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群。这里的年轻人不想回家，而他们则无奈的等待着回家。我搞不清，我之前几天对于雪灾的忧虑，是否真诚，它迅速被这微小的诱惑中断了。处于湖北西部的宜昌市算是灾区的边缘，它的几个县也遇了灾，本地报纸上刊登了市领导的慰问活动。中国看起来那么脆弱，一场大雪使半个国家陷入了瘫痪，因为人口基数太大，它轻轻松松的使受灾人口达到1亿。但是，中国又足够大，灾难都可以淹没在浩瀚的空间距离和人们的忍耐力上。

这是除夕夜，如果你想坐下来喝酒，顺便打量店里的漂亮姑娘，穿着皮裙的服务员告诉我，最低消费400元，也就是说，我必须要喝下两打啤酒，或是一整瓶芝华士。但是年轻人仍在涌入，这城市比我想象得富有得多。

大年初一的中午，我们去看葛洲坝，它是宜昌再度新生的标志，它不再是长江沿岸不够引人瞩目的城市，而是一座水利之都，代表着滚滚的能源。这个工程因为出现小学课本里，而一直印在我脑海里。我记不清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了，在互联网上我没查到原文，却意外的发现了《<葛洲坝工地夜景>说课》的文章，应来自小学教师的教学参考书。

“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——葛洲坝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夜景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火一样的劳动热情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伟大贡献”，文章这样开头，接着写道，“全文以‘我’的所见所 闻和所想，表达了‘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’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”。

我的情绪一下子回到了小学课堂，我们都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好奇、一无所知。一种世界观与美学观念就那样不费力的进入我们的系统。一切都是可以被简化、有明确指向的，文章有“中心思想”的，值得赞美的是劳动人民，如果你要形容夜色的美，可以说像“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”，如果你在赞美谁勤劳，那么他就像是“辛勤的小蜜蜂”……日后，我不知花了多长时间在淡化这少年时的影响。

20块钱一张门票，我随着稀稀落落的人群参观这留在少年印记的大坝。在褪色的、各地方千篇一律的宣传栏里，我看到从共和国三代领导人的照片与题词。毛泽东的题词“赞成修建此坝”，保持着一贯的龙飞凤舞。那是1970年底，中国亢奋而混乱。修建水坝，就像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样，曾是1949年之后建立的新国家展现自己力量的方式。

修建水坝曾是一个时代的风潮，它是国家力量的象征。富兰克林•罗斯福1935年9月不是在胡佛大坝感叹说：“我来了，我看了，我服了。”它也是一个失落民族重新找会自信的方式，尼赫鲁在1954年看到楠加尔运河及巴克拉大坝时抑制不住的豪情：“这是多么壮观、多么宏伟的工程啊！只有那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！……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正在迈向力量、决断和勇气的时代……”

过去五十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修筑大坝的国家，1949年时，它15米高以上的‘大型水坝’有8座，而1990年左右，已增至19000座，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美国的5500座。

葛洲坝的建设谈不上顺利，一直到1989年它才最后竣工。我的参观只是大坝的一角。供通航的闸口正紧闭，向闸口内望去，有一种意外晕眩感。它那么深，混凝土的墙壁如此笔直，冰冷凝重得让人压迫，其下部绿色的青苔是经年水泡的痕迹，不知胡佛水坝更是何种感觉。发电区禁止游人参观，我远远的望去，宽阔的水泥路似乎通向遥不及的目的。把拦截住的湖水平静，一些白色的塑料饭盒在水面飘浮。被刷成黄色的巨大机器，不知何用。这道由水泥、钢筋、铁板构造的庞然大物，就这样看似毫不费力的截住了长江——中国最令人生畏的河流，也是中国延续的文明的象征。

但即使在这个反自然的人造建筑之上，我还是发现了一小块绿地。在二号船闸边竟有一小块土地，大越150平米，种满了柑桔树，和我叫不上名字的蔬菜。“那承包给别人了”，一位快速经过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答了我的不解，她明确的说，如果我有兴趣承包，可以找接待室人的具体问。我们可以在任何可以开垦的地方开垦，可能播种的地方播种。这种感觉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会越来越明显。

我不知它在发电上是否产生最初期待的效能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它是那个更壮阔的三峡大坝的预演。而这个惊世工程在距离葛洲坝上游大约38公里。

是小王用他那辆年头过长的长安面包车载我们去的。一开始，我们不信任他，自我们出现在葛洲坝时，他就一直在劝说我们乘他的车去参观三峡大坝。官方的旅行社是知道如何对待这些个体竞争者，他们的窗口贴上了本地新闻报道对于游客被“黑导游”欺骗的报道。

但是官方旅行社的态度傲慢，行程时间僵化。小王最终成了我们的导游，150元，他是司机兼导游，然后得意把一个通行证晃给我们看——有了它，你可以行驶在三峡工程的专用公路上。

事实上，我庆幸碰上了他。他给我讲解经过的桥梁和隧道，那条河流叫乐天，因为白居易曾在次露宿过，还有那条延伸山沟，那是备战备荒年代的兵工厂。我们还路过了中华鲟的养殖基地。

“每年夏秋，中华鲟聚集于长江口，溯江而上至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，和幼鲟顺江而下，到东海，黄海的深水中成长。葛洲坝修建后，它们上不去了，就拼命装大坝，结果死伤很多，科学家们不得不他们都捞起来，放在那里人工养殖。”他说。

这是旅行上最触动我的插曲。一连几天，我都在想着中华鲟的绝望。它或是水坝工程危害的生物中最著名的一位。据说它是真正的活化石式的动物，其祖先足以上溯到1亿年前。多年之前，我电视新闻中见过它的模样，四位捕到它的渔民正抬着它，重新放生。它看起来足有三米长，丑陋而威严，身躯庞大而骄傲。几天后，我的一位参观过养殖基地的朋友对我说，这些昔日江中王者，像是被养猪一样饲养者，通体是饲料的脏乱。

小王出生于1970年，几乎是葛洲坝的同龄人。他来自一个真正的水利之家。在武汉学习水利的父母亲，把青春奉献给了河南的丹江水库，这个水库如今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枢纽。他们在70年来到宜昌，开始为修建葛洲坝工作。小王和两位哥哥的童年是在大坝的工地上度过的，而当他们成年后，三峡大坝则是他们人生的机会。1994年—1997年，是三峡大坝最繁荣的时期。“有十万人在工地上”，小王兴高采烈的回忆起来，“山西的，新疆，四川的，东北的，哪里人都有，他们都知道这里有几千亿的大工程，都希望承包工程，发大财。”发财的人仅仅是少数，那些经过层层转包的工程，经常让最后一环真正干活的人吃了大亏。

那真是个可以想象的火热和混乱的年月，那么多年轻人满怀着欲望，聚集在此。小王记得工资不高，为了能去城里喝酒找消遣，他还会朋友半夜去把工地上的电缆作为铜线卖了，把水泥卖给本地的农民盖房子。

如今，大坝已近完工，而且我们到来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一。坝区寂静无人，空阔萧索。小王指着一片荒地说，这将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，而当初那些供管理者居住的小区，将改造成度假村。他们希望，旅游者将源源不断的涌来，参加这人造的奇景。

太平溪镇是大坝边的一小座小镇，它的斜对岸是著名的三斗坪。小镇被包裹锦进白色的瓷砖里，它带有一个新镇的崭新，却又有着不属于年轻的萧条。镇机关背后一座丘陵，而面对着长江，正符合中国的风水，背山对水，一辆车正停在门口。街上满地爆竹的残骸，人们聚在打牌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到来。

我站在江边广场，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，它被称作“太平石”，是为了纪念那条横跨整个江面的巨大水坝而立，一位本地现代墨客为此撰写了“太平石赋”，提到了盘古、女娲与大禹——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，都与水、石相关。

正对着我的是18根灰色、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、静默的矗立在江水中，它们是供等待过闸的轮船栓锚所用。江面宽阔，江水清澈、静止不动，下午3点，阳光依旧灿烂，打在水面上，泛起耀眼的金光。江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，山前则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，像是海市蜃楼，那是从下游迁来的孜归县城。

我第一次看到了三峡大坝。水坝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，没有期待的般壮阔，却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。被它拦截住的江水，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。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，也会不由自主地念出毛泽东的诗句“高峡出平湖”。

过去的15年中，它像是我成长的一部分，即使我从未关注过，但关于它的新闻却从未停止进入我的视野。一开始，我记得在全国人大上的那接近三分之一代表的质疑态度，那是1992年的春天，中国社会仍笼罩在3年前流血事件的阴影中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热情还未来得及再次整个社会。这项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不断被讨论、又不断被搁质的工程的被启动，象征了受困的中国政府对自身能力的坚定信心；而在肃杀的政治空气中，仍有177票反对，664票弃权，25人“忘记”按表决器，了他们对此的深刻质疑。

然后是1997年的11月，大江截流成功。这是个惊心选择的年份，香港在4个月前回归中国，从而结束了中国150年历史以来最后的领土屈辱。自1989年以来，中国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前疲于应对，外交上的孤立、权力交接、财政的匮乏、经济过热、意识形态的破产……但到1997年结束时，似乎一切都被化解了。邓小平在2月的去世，没给社会带来混乱，权力的真空已被填补，在9月召开中共十五大时，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已经稳固，而在2000多名代表中，再没有曾经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了，在某种意义上，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正在完结。

1997年之后的中国，像是一台轰鸣滚动的滚筒洗衣机。她把更多的人群、物质、资金卷入其中，似乎没什么力量能阻挡住她的速度。所有对增加她的转速无用的东西，都被抛离轨道。三峡大坝的移民问题此刻变得突出起来，它是一小群新闻记者、环境专家、人权组织热衷的话题。但是，这些声音尖锐，却很轻易的被淹没在中国绚目而嘈杂的经济奇迹中了。一种无力感开始弥漫，100万的移民的离乡背景的个人命运，被江水淹没的历史遗迹，在大坝即将产生的发电量、创造的经济效益面前，似乎不足为道。

过去10年中，中国社会的一个越来越显著的趋向是，严肃的公共讨论越来越稀缺。不断增加的网络页面、电视台、报纸杂志，带来了表面上的信息繁荣，但实际上，人们的头脑面临着疲倦感、封闭感的双重压迫。娱乐与刺激似乎变成了最后的选择。关于三峡大坝的质疑，最权威的描述仍来自戴晴和卢跃刚，他们的情怀与方法，属于1980年代的中国。冷静、怀疑的独立性声音，在公共生活的各方面，都可怕的缺席了。几位年轻一代的新闻记者，曾经用摄影机镜头、文字记录过三峡移民，但都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应。

现在，我看到它画卷般的美丽和平静，却不知道其下隐含的更多情绪，旅行刚刚开始。（全文完）

评述：大清早起来看到这篇文章，不由得有一些伤感。文中描述的宜昌是一个离我家也不算太远的城市，景象是何其的相似。看似不发达的经济下，掩盖的是“洒脱”的消费。城市中最发达的产业莫过于第三产业，饭馆的价格与北京不相上下，然而这次回家也得等待叫号了；茶楼、K 歌房生意异常兴隆；网吧里经常有彻夜不归的少年。我并不是一个工作狂，但是如果日常工作就是娱乐，未免有点让人接受不了。突然想起这次回家与小时候好友的聚会， 吃毕喝毕，其中有两口子居然分道扬镳，一个去舞厅，一个去茶楼……我多嘴了一句：”你俩孩子谁带呢？“ 得到的回答是，有爸妈呢。日子过得不可谓不惬意。然而，这种日子，我可能有点过不来了。

关于文中提到的另外一个方面-独立性声音。我承认我是个自私的人，没有对看似“事不关己”的事情有足够的关心，然而，最近看到的一句话让我有点警醒： 当初黑砖窑里没有我,我没说话。宝马没撞我，所以我也不说话。可是银行卡我们都在用啊，难道也不关心？其实，社会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与我们真正无关的，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社会里生活。

先写这么多吧，还有点感想，待续……